剪不断理还乱的移民之惑 厄齐尔背后的移民球员“阴影”

今天，足球天空小毅给大家分享白鹿巷之子带来的《剪不断理还乱的移民之惑 厄齐尔背后的移民球员“阴影”》。

今天早晨，厄齐尔发表声明，正式退出德国国家队。在他的声明中，一句话被西方媒体频繁引用：“当我们赢得比赛时，我是德国人；当我们输掉比赛时，我就成了移民”。

厄齐尔的表态算得上有感而发。作为一名土耳其移民，厄齐尔此前一直受到舆论的困扰。这种困扰来源于世界杯前他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合影，这位政治人物一直以强势改变政治体制和大肆逮捕异见人士著称。

表面上看，厄齐尔的抱怨完全是针对于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和他的支持者们。在世界杯出局后，不少德国国家队的名宿如比埃尔霍夫、马特乌斯等人都批评了厄齐尔的表现，从格林德尔用族群问题介入后，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。

但这样的契机其实仅仅是厄齐尔退出国家队的直接原因。在这个原因背后，德籍土耳其球员的身份认同是更大的冲突来源；当这群人作为德国国家队的成员出战时，几乎永远无法避免受到舆论的攻讦。厄齐尔的退出像是被揭开的帷幕一角，后面那巨大的阴影第一次让世人意识到了它有多严重。

土耳其裔球员：“我们不一样”？

在厄齐尔的公开信中，他直指一个让他大惑不解的问题：为什么土耳其裔球员注定要被区别对待。“波多尔斯基和克洛泽从来没被视为德籍波兰球员，但我却被叫做德籍土耳其球员。这只是因为我是土耳其人吗？只是因为我是穆斯林吗？在把我叫做德籍土耳其人的时候，我已经被人评判为另一个国家来的人了。可是我生在德国、长在德国，为什么人们就不接受我是个德国人呢？”

厄齐尔的问题的确指出了土耳其人这个群体在德国的特殊性。德国拥有300万人组成的土耳其裔群体，他们成为了德国社会中一股相对独立的力量。这些土耳其人多数来自60年代德土两国签署的劳工协议，他们在德国组成了社群，活跃在现今德国社会的土耳其裔名人多半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移民。不过，尽管这些名人已经是生在德国、长在德国的“新德国人”，他们仍然会被不时以“土耳其人”的身份评判。

尽管土耳其裔族群在70年代中期就已经形成规模，在足球领域，第一位土耳其裔球员在德国国家队的亮相却要晚到1994年。拜仁名宿绍尔在这一年获准代表德国国家队出场，并完成了国家队首秀。在此之后，埃姆雷·詹、德米尔巴伊、塔什彻、京多安以及厄齐尔分别代表国家队出场，土耳其裔球员在德国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。

但土耳其裔球员的卖力发挥却让德国的政治家和政客们打起了嘴仗。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（AfD）就在过去几年内一直对土耳其裔球员的国家归属进行质疑，厄齐尔首当其冲。另类选择党领导人之一弗劳克·佩特里就在厄齐尔合影后第一个冲出来，表示厄齐尔此举是在“进行伊斯兰宣传”。

不少地方议员也对德国的“伊斯兰化”表示担忧，厄齐尔成为他们攻击政府政策的好抓手。不同于难民后代，土耳其裔在德国生活日久，却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与较弱的身份认同，这成了政治界对他们攻击的主要原因。

其他移民球员：“有啥不一样”

但土耳其裔球员面临的困境却并不是特殊的。尽管对他们的质疑遭到了更为激烈的抵抗（厄齐尔的退出是一个重要标志），但其他族裔的球员并没有得到德国社会的全身心拥抱。相反，每当国家队成绩不佳时，他们也会像土耳其裔球员那样被拉出来批判。

2006年本土世界杯被德国媒体称为“一个夏天的童话”。这个“童话”不仅来源于球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杀进半决赛，更来自德国人展现出的多元包容的价值观。在那届世界杯上，半数首发球员已经是移民后代，他们代表了一百万生活在德国的移民。2008年欧洲杯上，有7名国脚是移民后代，德国足协还专门拍了一部由这些球员父母出镜的纪录片，用以彰显德国国家队在增强族群包容、文化多元方面起到的作用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球员可以永远扮演社会先锋的角色。2015年，同样来自另类选择党（AfD）的另一位政客亚历山大·格兰德表示，绝大多数人愿意让博阿滕代表国家队出场，却不愿意让他成为自己的邻居。博阿滕来自加纳，他的哥哥大博阿滕正是在德国国青队出场后转投加纳国家队。尽管格兰德随后道歉，但右翼群体对移民球员的不信任可见一斑。

但如今的德国国家队早已无法摆脱移民球员。在本届世界杯的舞台上，德国队获得唯一一场胜利时上场14人中有5人都是移民或移民后裔：戈麦斯和赫克托来自西班牙，京多安来自土耳其，博阿滕来自加纳，吕迪格则来自塞拉利昂。如果算上绝杀的克罗斯本是东德地区出身的球员，AfD希望的那个“纯净”的德国足球只能贡献8名球员，填不满上场阵容。

德国国家队中当然不止有这些移民球员。赫迪拉的家庭是突尼斯裔、穆斯塔菲的家庭来自阿尔巴尼亚，格雷茨卡的家庭有波兰血统，聚勒同样来自土耳其，这些球员构成了德国国家队的主力架构。随着移民球员数量的增加，德国传统的更衣室文化确实发生了变化，这让球队的打法风格变化被捆绑上了“精神属性”的因素。如果球队踢得好、成绩不错，一切顺风顺水；如果球队踢得不行、成绩糟糕，所有的保守情绪都会回潮。

对移民球员的不满还来自于德国移民政策闹出的乱子。德国国内在移民、难民问题的管理调度上捉襟见肘，联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（BAMF）常年人手短缺，甚至被怀疑不加筛选地接收难民。BAMF在不来梅（Bremen）的分支就被曝出主任腐败，为收受贿赂接收了超过1000名移民，还通过了44名确定有激进伊斯兰背景的申请者。

CNN分析，如果接下来的4年里，德国经济发展强势，默克尔可以每年增加拨款730亿美元改革BAMF，而且BAMF也尽忠职守，那么关于难民将德国至于险境的议论就可以消除。目前，默克尔仍然坚持以人道主义精神接受难民。但欧洲各国对难民的强硬态度让默克尔成了孤独的前行者。正是在全球保守主义盛行的思潮下，德国激进的政策让保守派们的反弹显得更加厉害，最终殃及到了作为国家代表的德国足球。

厄齐尔退出国家队，是对移民球员争端的一种比较极端的回应方式。但也正因为他的退出，德国足球成功经验背后掩盖的社会问题被暴露了出来。

很多人说在厄齐尔问题上，“足球应该与政治无关”。但实际情况证明了足球永远无法脱离政治；就算球场上的工作做到了尽善尽美，如果政治环境持续在恶化和冲突中前行，这种足球场上的设计也不过是危险的走钢丝行为。一旦球场上的成绩不尽人意，引爆的社会问题会被更多人讨论，带来更大的负面作用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足球难以永远承担起社会问题的麻醉剂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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